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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轶事 -“西安事变”之《申报》的“偏见”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


 
 

(左图:张学良)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结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作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一事件刚发生后,国内外反应不一,尤其国内报纸期刊普遍以最严厉之口吻对张、杨声讨示威。这点在中国近代史上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中可窥一斑。但就客观角度而言,《申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及国内各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为我们重构当时的历史原貌、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动提供了宝贵资料。

 
《申报》之当时国际舆论

(左图:杨虎城)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妄图独霸中国。日本的野心和举动对欧美各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英美等国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同时英美等国也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借以同日本角逐获取利益。在这种复杂背景下爆发的西安事变,自然成为牵动各国神经的大事。事变一经爆发,立即引起各国的密切关注,《申报》也对各国的反应进行了详尽报道。


(西安事变后《申报》发出的紧急通知,载《申报》1931年12月13日)

事变发生两天后,《申报》登载了东京专电:“西安叛变消息于昨晚深宵抵此,各国均表示震惊……佥认为日本之重行策划其对华政策,全系于日前西安叛变之结果,但现时则维持等待观望态度云。”(1931.12.14《申报》)另外,《申报》在14日还转载路透社13日消息:“日本官方接西安事变消息后,颇为震惊,……又自今晚六时起召集紧急会议,迄至发电时,会尚未散。”(1931.12.14《申报》)

12月19日,《申报》还刊载了苏联的态度:“苏联大使馆代办斯皮利瓦尼克称,苏联政府自接到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有极明确之态度,判定张学良之行劫,徒足以破坏中国之统一,减少中国力量……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匪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1931.12.19《申报》)

 
《申报》之当时国内舆论

西安事变爆发后,社会舆论哗然,《申报》对此也作了详尽报道。
  12月13日,中央国立研究院、中央大学等7家学术单位就西安事变通电全国,14日,《申报》即登载了通电全文:“全国各报馆均鉴,近岁扰攘,外侮频仍,张贼学良,拥兵一隅,坐失边关,舆言死绥,久应置典,中央含宏,冀收后效,而豺狼成性,怙恶不悛……”(1931.12.14《申报》)
  15日,东北同乡会表示了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申报》对此予以报道:“津东北同乡,14日在吴源濂宅集会,到会元老派在野要人甚众,决议:一,发出通电,请全国东北同乡,一致奋起营救蒋……”(1931.12.15《申报》)
  16日,《申报》又披露了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等人15日致张学良的电文:“西安张汉卿先生鉴,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若执迷不悟……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1931.12.15《申报》)
  17日,南京体育界和妇女界也表示了看法:“京市体育界联呈国府,请明令声讨张学良,并请速救蒋公,以安邦国。”“京各妇女团体,通电警告张学良,请幡然觉悟,送蒋返京。”(1931.12.17《申报》)
   在各界的反响中,关于陕北各界态度的一则报道也较为引人注目:“陕北榆绥两区肃反会及各县党部,各中学,良众团体,十八、十九两日先后发出通电,请中央出师讨逆,救护委座出险。”(1931.12.23《申报》)以上大致可以看出,各界各派关于西安事变的反响虽在时间上有所先后,态度却基本一致,即谴责张杨,要求救护蒋介石脱险。

(《申报》刊登国民政府对张学良的特赦令,载《申报》1937年1月5日)

通过梳理《申报》报道视野中的“西安事变”,不难看出受办报立场及自身利益所限的《申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并不全面,期间中共积极斡旋,并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相关事件及报道《申报》只字未提。但无论如何,从各界各派对张杨一边倒的谴责和营救蒋介石的呼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舆论对西安事变或许引发政局动荡进而导致内战的担忧,而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并由此而促成的国共合作抗日协定也正符合舆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