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毓桂（1807～1907年），江苏吴县人，清末翻译家。曾用名沈寿康，号赘翁。早年接受统的封建教育，经营科场，惟屡试不第，乃灰心仕途。43岁时到上海结识王韬，由其介绍入上海墨海书馆，接受西学并介绍西学。
咸丰七年（1857年），任传教士之代笔文士，接受洗礼，后随传教士艾约瑟到山东等地传教。1859年到上海，协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伟烈亚力等人翻译西书，从此涉足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文化活动，历50年而不改其志。协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书，使得沈毓桂于“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
后进《申报》馆工作，清光绪二年（1876年）与蔡尔康合编中国最早的通俗报纸《民报》。光绪八年（1882年），他还创办了上海中西书院，任总教习，培养中西学知识的人才，在其任职期间，该校培养人才3000余名。
大约在1860年，沈毓桂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
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
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
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因年逾八十辞职，由蔡尔康接任。
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共发表了近300篇文章，涉及倡言变革、介绍西学、宣传基督教，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主旨及重点十分吻合。 同时，沈毓桂主笔期间还刊登了包括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王佐才的《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胡永吉的《物体凝流二质论》、蒋超的《轮船电报两事宜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冯徵的《黑龙江通肯河一带请开民屯议》、杨史彬的《论采炼钢铁纺纱织布》、孙中山的《上李得相书》等在内的中国近代史重要文献。
此外，分享一则趣闻，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是现代中国的风云人物。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年轻时曾留学美国，最信仰解放黑奴、拯救美国的林肯，于是便给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爱琳”、“庆琳”、“美琳”。1904年，宋爱琳陪父亲去拜访97岁的沈毓桂，沈毓桂得知宋爱琳的名字后，捋须微笑曰：“爱琳是洋人的名字。我们中国人啊，应该有中国式的名字。”宋耀如颇以为然，请他另起名字。沈云：“女性的名字，当然应该文雅些，不若改‘爱’为‘霭’，改‘琳’为‘龄’。‘霭’和‘蔼’两字通用。”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有“望中庭蔼蔼兮”，苏轼也有诗写道：“湖上萧萧秋雨过，山头霭霭暮云横。”从此，“爱琳”改名“霭龄”。大姐的名字一改，下面两个妹妹的名字也相应改为“庆龄”和“美龄”了。宋氏三姐妹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